駱駝，哺乳綱。適于沙地行走。善耐饑渴。性溫馴而執(zhí)拗。能負重致遠，號稱“沙漠之舟”……

　　人格化的駱駝，更是給人以一種不畏道路艱險，忍辱負重，長途跋涉，富有進取開拓精神的深刻印象。無怪不少有識之士把徽州人稱作為“徽駱駝”。 　　據(jù)史書載，早在二千年以前，徽州便是“山越”的土著居民勞動生息的山國。三國以前，皖南的黟、歙、休寧，浙西的遂安、淳安，統(tǒng)稱為歙，或黟歙，他們聚居在新安江上游源頭，后又沿江東徙，在下游山谷繁衍生息。

　　徽州人民的祖先，不僅是山林的驕子，攀嶺越谷，騰躍如飛。而且勤勞樸實，為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燦爛的古文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幾千年的歷史長河，哺育了徽州大地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他們或經商，足跡遍及全國，有“無徽不成鎮(zhèn)”之說。徽商在明清時代處于鼎盛時期，對經濟發(f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驈奈?，文風昌盛，教育發(fā)達。“連科三殿舉，十里四翰林”，“父子尚書”，“兄弟丞相”，“同胞翰林”，傳為佳話。早在宋代就有程朱理學（程頤、程灝、朱熹）的創(chuàng)始人在此活動。后相繼涌現(xiàn)出無數(shù)文人雅士，燦若繁星，代不乏人。發(fā)明活字印刷的畢升，我國最早的望遠鏡制造者鄭復光，北宋著名農民起義領袖方臘，以及我國杰出的山水畫家黃賓虹，當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的新安畫派創(chuàng)始人漸江大師和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人士胡適等人，也都出生于徽州。

　　徽州地處山林，交通不便，按現(xiàn)代人的廉潔叫做“信息量較差”。很難想象，從深山密林中走向社會，走向世界，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其堅韌不拔的精神，即便是“沙漠駱駝”也難以企及。

　　我們可想見，那一峰峰響著駝鈴，昂著頭，馱著日月星辰，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天際盡天的“沙漠之舟”。

　　由此迭化為：一個個揣著報國與奮進理想，拎著土藍布小包裹，告別家鄉(xiāng)熟悉的山山水水，走川過壑，投向理想王國的的“徽駱駝”……

　　這樣的“徽駱駝”隨處可見：黃山挑佚、新安江艄公、田頭勞作的農人、在老屋祠堂勤奮就讀的學生。甚至連我所熟識的徽州一帶的朋友們，都好象有這么一種“駱駝”精神，他們長年工作在比較艱苦的環(huán)境里，不圖戀大都市的繁華，默默地為建設徽州這塊土地作出貢獻。

　　徽州，在封閉了好多個世紀的歲月里，由于避開了戰(zhàn)火的困擾，“關起門來搞建設”，曾經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得天獨厚地發(fā)展了經濟和文化?？墒牵@種由自然經濟建立起的“花源”，終究禁不起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一度時期內制約了徽州的發(fā)展。令人可喜的是，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落實，古老的徽州突然抖開了神秘的面紗，向人們展示出燦爛的歷史文化和庶足的特產資源?，F(xiàn)代化交通通訊工具，把徽州向世界拉近了一個很大的跨度。旅游事業(yè)的大發(fā)展，更使得徽州的發(fā)展較之其他地區(qū)有著更加優(yōu)越的條件。

　　如是說，駱駝和飛機乃至火箭有著多大的區(qū)別，同樣推動著歷史車輪的前進。而駱駝更有著難能可貴的精神品貌和堅強的性格。

　　我愛徽州的山山水水，更愛“徽駱駝”，是他們創(chuàng)造了徽州這塊土地上的一切。 
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四面群山環(huán)繞，層巒疊嶂，河流交叉，風景優(yōu)美。長期以來它一直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民俗單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俗和民情。
　　但是，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質非常差，“骍剛而不化”，不適于耕種。而且遇到雨水豐富的季節(jié)，山洪暴發(fā)，耕地就被淹沒，莊稼被洪水橫掃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節(jié)，耕地就會缺水干涸而龜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禱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時期，這里的人口卻迅速增加，大大地超過了有限耕地的承載力，造成了嚴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這種地少人多、農耕環(huán)境惡劣的情況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駱駝”和“績溪牛”。這里的“徽駱駝”和“績溪牛”指的是走出家鄉(xiāng)四處經商的徽州商人。以駱駝和牛來形容，一方面說明的是徽商創(chuàng)業(yè)的艱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徽商創(chuàng)業(yè)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駱駝和牛是人們所熟知的兩種哺乳動物。在風塵彌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區(qū)，駱駝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園阡陌、春耕秋耨的農耕地帶，牛是人們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長，在人們眼中，駱駝和牛便象征著吃苦耐勞和勤懇努力，體現(xiàn)了敬業(yè)、執(zhí)著、拼搏、進取、友愛、和諧等等優(yōu)秀品質。
　　明清以來，不少人在觀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駱駝”，這是對徽州商幫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體品質。
　　不過，在徽州六縣當中，績溪徽商的興起要比其他縣商人晚一些，所以，當徽州其他縣的商人日趨沒落之際，績溪徽商卻方興未艾。這種后繼之秀、亂世中爭雄的徽商余輝同樣令人們關注，折射在績溪徽商身上的“績溪牛”精神，也已成為中外學者爭相發(fā)掘、探索和研究的對象。如今更多的時候，人們已不僅僅局限于績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樣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無論是“徽駱駝”還是“績溪牛”，它們都是對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yè)環(huán)境的優(yōu)越遠非明清時代所能比擬，然而，作為一種創(chuàng)業(yè)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們去探究、學習和借鑒。概括起來，徽商精神有下述要點：
　　其一，衛(wèi)國安民的愛國精神。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后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斗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御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xiàn)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tǒng)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yè)的興旺和發(fā)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
　　其二，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窮困的生存環(huán)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涌，兇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shù)次失敗，最后終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勢趨時的競爭精神。市場風云變幻莫測，活躍于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jù)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并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yè)：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jù)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于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jù)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yè)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yè)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其四，以眾幫眾的和協(xié)精神?；丈痰暮蛥f(xié)精神不僅表現(xiàn)在家族中，也表現(xiàn)在一個個的商業(yè)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yè)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xiàn)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其五，惠而不費的勤儉精神。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yè)，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shù)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其六，以義制利的奉獻精神。這突出表現(xiàn)在大量徽商發(fā)財致富后，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于“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shù)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其七，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丈毯軔圩x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yǎng)、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yè)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于讀書，使得徽商善于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yè)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yè)的發(fā)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yè)道德。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于發(fā)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后人的寶貴遺產。
　　以眾幫眾的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美不美，家鄉(xiāng)水；親不親，故鄉(xiāng)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xiāng)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xiāng)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xiāng)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tǒng)。
　　有一吳姓徽商家族，族里長輩就曾制定這樣的族規(guī)：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讀書，并且家里又無田可耕的，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諸位有經營經驗的長輩在外要么提攜他，要么在其他親友處推薦他，好讓他能有個穩(wěn)定的職業(yè)，可供其糊口，千萬不能讓他在外游手好閑，以致衍生禍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經商過程中，結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縉紳商賈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儒商是怎樣認識這么多不同地區(qū)、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他是怎樣建立這樣一個廣泛的交際網絡的呢？要知道在當時交通、通訊都遠遠不如今天發(fā)達。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學書畫無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鄉(xiāng)關系給了他許多接觸不同人物的機會。
　　在徽商的鄉(xiāng)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guī)，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xiāng)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就拿歙縣和休寧兩縣來說，明清時期，兩縣由于不少人在外經商，這些在外經商的人往往攜帶親戚朋友出外共同經營。因此往往出現(xiàn)這種情況：一家創(chuàng)業(yè)成功，那么這家人不會獨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規(guī)模大的甚至能攜帶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攜帶幾家?guī)资夜餐赂弧?br />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于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于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yōu)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yōu)勢，他聽說家鄉(xiāng)績溪準備編纂縣志時，就說：“縣志應該注重縣里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志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lián)系的散落于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里起著關鍵性作用。
　　比如說，一旦出現(xiàn)一些不顧家鄉(xiāng)的族人，族中一些長老就會百般對他們進行勸誡，說：“我們徽州家鄉(xiāng)一直保留著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戶的鄉(xiāng)村。這些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啊。假如你們背離了家鄉(xiāng)，即使子孫可以長保富貴，但是他們在外地已成為孤家單親，假設出現(xiàn)家業(yè)敗落的情況，就會無依無靠。這種輕易背離家鄉(xiāng)的事情，你可要謹慎地好好想想！”這些輿論說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規(guī)的制約，使宗族和鄉(xiāng)緣之鏈堅實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團隊精神愈加發(fā)揚，團隊力量也就愈加壯大。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后，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yè)、北京的茶業(yè)、松江的布業(yè)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于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yè)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yè)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yè)宗族化和行業(yè)地緣化的特點，商業(yè)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于向后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xiāng)族親緣為紐帶的關系網絡，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yōu)勢。
　　不做“茴香蘿卜干”
　　敬業(yè)精神是從業(yè)者對所從事職業(yè)具有的一種執(zhí)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qū)從事商業(yè)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qū)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閑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罩葸€有一則民諺說：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xiāng)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里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yè)，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后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卜干”。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xiāng)”，“蘿卜”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xiāng)。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后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愿客死他鄉(xiāng)，也不愿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yè)的執(zhí)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yè)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于外。明萬歷《休寧縣志》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后又要出門繼續(xù)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發(fā)出門白發(fā)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shù)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志》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里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后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后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于是兒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區(qū)，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罩萆倘艘簧鸁o怨無悔投身于商業(yè)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xiàn)了他們的敬業(yè)精神。
　　徽商的敬業(yè)精神，不僅僅表現(xiàn)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yè)的行為方面，更體現(xiàn)在商人家族對商業(yè)世代不懈、前赴后繼的執(zhí)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鄉(xiāng)都是一個家族，所謂“千丁之族，未嘗散處”。他們宗族觀念濃厚，宗法成為維系家族關系的紐帶。同樣，在經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樣起著重要的關聯(lián)作用，往往出現(xiàn)“舉族經商”的情況，族人之間在經商中相互提攜、相互關照。
　　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yè)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后繼，勤懇敬業(yè)，潛心經商。
　　譬如祁門倪國樹，頗具經商才能，曾販木饒河，后不幸溺死在一處渡口。其子起蟄當時還在襁褓中，長大后立志繼續(xù)父志，努力學習經商，經商中不圖厚利，往往以義為利，聲名遠播，最后成為一名富商。
　　在徽州《許氏家譜》中，還記載了一段更為感人的“家庭創(chuàng)業(yè)史”：許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許道善，年輕時曾在清源經商，因為他善于經營，贏利累至千金，在當?shù)厣倘酥忻星懊：髞碇型净丶?，商業(yè)隨之中斷，家中逐漸困頓。道善看著兒子們漸漸長大，于是決心復出經商。他命兒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臨清經商。不久，因遇騷亂，道善所帶資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異鄉(xiāng)。其子永京為了振興家業(yè)，毅然繼承父志，告別母親與妻兒，循著父親的足跡出外經營。沒想到他這一去就是幾十年，最后也是死于異鄉(xiāng)。永京的兒子長大成人后，母親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命他繼續(xù)出門經商，完成爺爺和父親未竟的事業(yè)。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許家終于在商業(yè)上獲得成功，家業(yè)重新振興起來。這樣的事例在徽商中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