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開發(fā)遲于中原等地，而民間工匠的建筑技術主要靠私授，因此對嶺北先進技術有傳播過程的時差。一些珍存的古建筑，在細部結構上至為難得地保留了前代的古制；一些迭經(jīng)重修的古建筑，也因烙守原制較好保留了古制。廣州南海神廟現(xiàn)存建筑，大多為清代以后重建，前堂后寢，有兩塾、儀門、復廊及東西廊廡，尚可考見唐代壇廟的布局遺制。而頭門依周門堂制，復廊為春秋王制產物，為國內現(xiàn)存孤例，廣州光孝寺大雄寶殿清初由5間擴至7間，其副階檐柱高“不越間之廣”，柱直徑與高之比為1:6.7，外檐斗?碩壯，柱高與斗?之比為1:0.32。梭柱、側腳、生起、舉折等多項比例，斗欹砍出內?，殿后一列單勾欄，屋面舉折坡度平緩，出檐深達2.5米，以及闌額和普柏枋至角柱出頭呈海棠瓣形等，綜合反映出南宋建筑風格。 

    建于明洪武五年（137）的佛山祖廟大殿，保留了《營造法式》來式斗?做法，前面三下昂，后面三撐桿，舉折按《營造法式》形成屋坡曲線。肇慶梅庵始建于北宋初年，明、清年間多次重修，大雄寶殿從初建之3間改為5間，歇山頂改為硬山頂，但其結構形制仍有不少保留了來甚至宋以前古制之特征。北方現(xiàn)存的遼、金、宋建筑大部分未用昂栓，梅庵大殿補間鋪作后部使用了昂栓，反而與《法式》的規(guī)定相合，其柱頭及補間鋪作使用了?栓，則為《法式》所無。佛山祖廟后殿之斗?也采用了昂栓、?栓。昂栓、?銓可穩(wěn)定上下?和昂的位置，對建筑物防震、抗風以及木材經(jīng)受干濕變化仍保持結構牢固起了重要作用，這是古制于嶺南得存的原因。 

    梅庵大殿鋪作與檐柱高度比例為2:5，存北宋建筑斗?壯碩之古風。大殿各跳上的瓜子?、慢?規(guī)格不一，其規(guī)格化程度較低，是《法式》問世前的古建特征。斗?之斗底皆刻心皿板，是見之于中唐之前，可追溯到戰(zhàn)國時期的古制。這種做法，北方宋代遺構已不多見，而見于兩廣、福建自宋至清代的不少古建，如潮州的許駙馬府、猷巷黃府及開元寺大雄寶殿和天王殿。梅庵大殿斗??頭無?瓣，此為宋之前古風。大殿之柱略呈梭形，不同于俄式》殺柱之法，這種柱形也見于廣州光孝寺大殿及五仙觀。潮汕地區(qū)至清代仍存此制。石礎之上置木?為古制?！斗ㄊ健分须m有“造柱下框”之制，但北方現(xiàn)存宋構鮮有所見，南方古建中卻實例甚多。如肇慶梅庵祖師殿檐柱、廣州海幢寺大殿、石牌董家祠堂，皆于柱礎上置木?。 

    潮州開元寺大殿是保留古制的典型。該寺天王殿面闊十一間，清代建筑中，僅見于故宮太和殿及太廟為此規(guī)格。從進深與面闊之比推測大殿平面為南北朝時期形制。其明間較寬，其余各間漸次縮小，也是較早期布局的特點。潮州開元寺天王殿正立面屋頂，中央高兩側低，中有大門，旁有小門，門房還有附屬客房。這種平面布局和立面構圖，保留了早期建筑手法，一明二次的門廡，是春秋時期貴族士大夫大型宅第布局，而中央高，兩側低的正門屋頂形式，于四川德陽漢代畫像磚中可以見到。天王殿北金柱在瓜楞石梭柱之上置十一疊鉸打疊斗，斗?高度近于柱高的一半?！痘茨献印酚?ldquo;?抹??，以相支持”，王莽時《急就篇》有“榱橡??瓦屋梁”之說，這種鉸打疊斗，是一種形成于排架柱梁結構的形式，有可能是古書所記載的??，即斗?的原始形式。 

    開元寺天王殿結構用料的特點是建造大建筑物卻用料規(guī)格小。全殿木構架幾乎無任何雕飾，這也是早期古建的特征。天王殿于1983年落架大修時，從梁架上拆下來的殘損構件選樣進行碳14測定，其結果為最早的木料為次間鳳冠，距今1100年±75年。龍慶忠四次對天王殿實地考察，斷定其至遲為宋代遺構，其平面布置、立面構圖與梁架結構均保留了不少漢朝和南北朝時期的特點，為國內現(xiàn)存較少見之早期木構建筑。這些正是邊遠地區(qū)在文化上有滯留保守，保留古制一面的體現(xiàn)，是嶺南古建筑構件形制上的一個特色。 

    嶺南建筑既有保留古制的一面，又有融匯中西方的另一面。嶺南沿海尤其是廣州一地得海上交通之便，中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躍。在廣州西漢墓中出土的陶俑坐燈，造型是一個屈膝席地而坐的裸體男子只手高托燈盤。托燈之奴高鼻、突眼、頷有須、遍體劃毛。專家認為是屬于西亞或東非的人種，被販運到中國為貴家大族“家內奴隸”的胡俑。在廣州出土的胡俑，還有女胡人俑，胡俑在順德、三水的東漢墓均有發(fā)現(xiàn)。這正是廣州地區(qū)海外貿易日益頗繁的反映。明清建筑上將洋人形象作為托梁駝峰、作為托塔力士，甚至作為傳統(tǒng)戲曲故事雕刻中的丑角，如佛山祖廟金漆木雕神龕、彩門雕刻歷史故事場面，竟然雕刻了幾個戴高禮帽、著燕尾服的洋人，被打翻在地和跪拜獻表，神案兩側刻有洋人形象的侏儒托瓶。清代民間建筑采用西方裝飾手法和裝飾材料，反映了中外交往的發(fā)展變化。 

    廣州是長盛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唐代，廣州城西外國僑商聚居區(qū)的蕃坊一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無所闕。車徒相望，城底洞開，于是人人自為家給戶足。”唐代中前期，都市執(zhí)行著十分嚴格的封閉式里坊制和兩市制，嶺南首府竟然允許蕃商列肆而市，城門洞開，提供自由貿易之便，進而影響到城內居民區(qū)的商業(yè)化和臨街設店的城市布局，可謂得城市商業(yè)化的風氣之先。從開元初年起百余年間，官府不斷有“列邸肆”、“為開大衢，疏析廛?”、“修伍列、群康莊”之舉措，形成店肆行鋪林立，邸店柜坊等服務設施完善的新局面，甚至出現(xiàn)了其他城市所未見的“蠻聲喧夜市”的場面。城市建筑中引人注目的是蕃坊的異域建筑。據(jù)《蘇萊曼游記》記述，廣州蕃坊有回教寺?，F(xiàn)存的懷圣寺光塔，始建于何時尚未定論，不少專家傾向其建于初唐貞觀元年（627）之說。此塔“制則西域”，迥異于中國傳統(tǒng)建筑，穆罕默德于622年在麥地那建立第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神權國家，并建立了最早的清真寺，時距貞觀元年僅有5年?，F(xiàn)今國際流行的說法，是世界上現(xiàn)存阿拉伯寺院建筑以敘利亞的粵瑪亞大清真寺為早，寺內最早的呼禮塔“新娘塔”，始建時間比貞觀元年約遲80年。因此，光塔在世界伊斯蘭教建筑史上有著重要意義。伊斯蘭教傳人，還留下了廣州“響墳”。海南的珊瑚石伊斯蘭墓，都是早斯伊斯蘭教建筑遺制，有阿拉伯建筑裝飾風格。 

    明末，在澳門出現(xiàn)了葡萄牙人建的歐式教堂和居宅。之后，廣州出現(xiàn)十三行商‘夷館”，俗稱“洋館’，“有若洋畫”，這是最早在中國內地出現(xiàn)的一批“西洋樓”。清代，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在廣州長堤及西堤一帶，集中出現(xiàn)一批商業(yè)、金融、海關、郵局等西式大型公共建筑，采用了較先進的鋼筋混凝土或工字鋼建筑材料。沙面租界集中了數(shù)以百計的各類西方建筑，包括領事館、銀行、洋行、教堂、學校等，其形式有新古典式、券廊式、仿哥特式等；在廣州市同其他地方，出現(xiàn)了教堂（其中有遠東最大的石構哥特式教堂石室），教會學校和醫(yī)院、洋式別墅。并影響到官方建筑（如請廣東咨議局大樓）、民間居宅、工廠（如曾成為大元帥府的土敏土廠）。成為法租界的廣州灣，開埠城市汕頭、?？冢采浆F(xiàn)了四式建筑。在各地，有外國傳教上興建的一批教堂及附屬建筑。在僑鄉(xiāng)，華僑回鄉(xiāng)建屋，有僑居國的建筑風格，四邑僑居碉樓林立，稱得上萬國建筑博覽會。 

    嶺南近代建筑更多表現(xiàn)出中西合璧的特征。梅縣聯(lián)芳樓正面為西方古典主義、“萬秋樓”正面為雙柱式三角門楣，后部都是傳統(tǒng)的客家圍屋。澄海陳慈黌宅第，各院落組群中間為傳統(tǒng)的平房，四周是二層洋樓，屋檐、斗?、門窗裝飾既有各式嵌瓷樣式，圖紋卻又雜有西式風格。清代粵東私家園林，在師法江南園林的小巧玲瓏，善于疊山理水的同時，也吸取了不少西方建筑形式。潮陽西園居住部分為兩層混凝土樓房，樓梯以天頂采光，正面置多立克疊柱和瓷瓶式欄桿，假山中設螺旋梯，上至洋式?jīng)鐾?，下連水池中的水晶宮，透過玻璃窗仰望園景。清代廣州富商園林，也采用了西方裝飾。《法蘭西公報》1860年4月11日登載的寄自廣州的信，記述了法國人參觀的廣州某富商宅園，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裝飾著大理石的圓柱，極高大的鏡子、名貴的木料做的家具漆著日本油漆，天鵝絨或絲質的地毯裝點著一個個房間，鑲著寶石的枝形吊燈從大花板上垂下來。清末民初開始流行于嶺南城鎮(zhèn)的騎樓建筑，保留了源于干欄式建筑上實下虛的痕跡，柱式和臨街一面又引進了西方的券廊和柱式，被稱為“洋式店面”、不拘一格中西拼合的裝飾手法，諸如套色玻璃、卷鐵窗花、瓶式欄桿、拱形門窗，幾何形水他，在嶺南城鎮(zhèn)曾經(jīng)風靡一時，成為近代廣東建筑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