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梁思成先生主持調查、測繪北平近郊遼代古建筑薊縣獨樂寺，并發(fā)表調查報告。這是我國第一次用現(xiàn)代科學的方法研究古代建筑。其后，是年6月調查寶坻廣濟寺；1933年3月調查正定隆興寺及華塔、青塔等古建筑；11月調查趙州大石橋、小石橋，陀羅尼經幢。先生與中國營造學社先輩們所完成的這些學術成果，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歷史意義。 


    原載于1932年《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二期上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是梁思成先生第一次實地調研測繪中國古建筑后發(fā)表的學術文獻。此文充分體現(xiàn)了先生嚴謹勤奮的治學精神和創(chuàng)新務實的科學研究方法。在緒言開始即提出了：“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jù)，以實物為理論之后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藝術之鑒賞，就造型美術言，尤須重見，讀跋千篇，不如得原畫一瞥，義固至顯。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幾得其門徑。研究古建筑，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陳明達先生注譯的《獨樂寺》條目中指出“1932年建筑學家梁思成調查測繪獨樂寺，是近代研究中國古代建筑實測的開端”。梁先生首選獨樂寺測繪，因其是當時“我國木建筑中已發(fā)現(xiàn)之最古者”，并指出“以時代論，則上承唐代遺風，下啟宋式營造，實研究我國建筑蛻變上重要資料，罕有之寶物也”。且因薊縣近在北平東郊不遠，所以成為營造學社組織測繪實踐的開端，絕非偶然。 


    今日看來，這一創(chuàng)舉是對中國建筑學術發(fā)展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事業(yè)的極大貢獻。在梁先生主持下走出第一步之后，營造學社開始連續(xù)地艱苦奔波在寶坻、正定等平郊和晉冀山區(qū)，從事繁難辛苦的古建筑測繪調研工作，所取得的學術成果均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歷史意義。 


    “九一八”事變后梁先生到北平加入營造學社，“偶見觀音閣照片，一望而知其為宋元以前物。”即計劃前往測繪，后于1932年4月始克成行，實施“實地研究，登檐攀頂逐步測量，速寫攝影，以紀各部特征”。在《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文中，描述初見觀音閣的情景，“立于石壇之上，高出城表，距薊城十余里已遙遙望見之……”。獨樂寺位于北京東約90公里，現(xiàn)天津市所屬盤山風景區(qū)南麓的薊縣縣城內西大街路北。寺院早期的總體布局及規(guī)模難以查考，現(xiàn)存有山門、觀音閣、東西配殿，及閣后韋陀亭及東北角的“坐落”三間小殿（清帝謁東陵時中途的行駐之處）。占地約一萬平方米。 


    觀音閣外觀二層重樓實為三層，五間八架，下層總廣約20米，總深約14米。歇山屋頂出檐深遠，總高也約20米。整體外形輪廓穩(wěn)重而又輕靈舒展。 


    據(jù)清康熙年間《日下舊間》中《盤山志》稱：“獨樂寺不知創(chuàng)自何代，到遼時重修，……統(tǒng)和二年（984）冬十月再建，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北八架大閣一所。”以現(xiàn)存閣上的華帶牌傳說為“太白書法”推測，該寺在唐時即應存在。千余年間自然地震和人為戰(zhàn)火多次破壞，多次修葺（包括1998年的大修），至今仍能保持原構遼風未改，實屬難得的中國古建筑文化遺產。1961年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保護文物。 


    梁先生贊賞觀音閣主要特征在于“與敦煌壁畫中所見唐代建筑之相似”。文獻中詳細分析了“建筑的骨干——柱、斗栱及梁坊”，指出“閣柱呈象穩(wěn)固，權衡肥短，柱身內側，柱頭削圓。斗栱雄大堅實，乃以結構為主要功能，故高約柱高一半以上。梁柱橫斷面為高二寬一，比例科學，均極為可貴”。 


    當年梁先生等不畏沿途受盡艱苦，且攀梁登頂，不辭危險，詳盡測繪了全寺建筑布局直到建筑的每一構件細部，特別是對各部位的斗栱的分析研究極為深入。“斗栱者，中國建筑所特有之結構部分而富有裝飾性者。其在中國建筑上所占地位，猶柱式之于希臘羅馬建筑，斗栱之變化謂為中國建筑制度之變化，亦未嘗不可，猶柱式之影響歐洲建筑至為重大。”“斗栱”中的“斗栱”是斗形木墊塊，“栱”是弓形短木。栱架于斗上，其端再按斗，逐層疊加以形式上大下小的托架，傳遞支撐屋檐的結構動能作用，隋唐時代斗栱雄偉簡樸，而明清以后逐漸變細小華麗而成為只起裝飾作用的構件了。 


    觀音閣內設梯級，主塑佛像為“十一面觀音像”。考據(jù)亦為遼代，“統(tǒng)和重塑，尚具唐風，其兩旁侍立菩薩與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遺例也”。 


    與觀音閣同建于遼金時代的獨樂寺山門，面寬三開間，16.5米。進深兩間，8.7米。建筑坐落于平臺上，總高8.7米。頂注四阿，即廡殿式。脊作鴟尾，出檐亦甚深廣，斗栱古樸，均屬遼風。“尤為后世所罕見。”在《考》文中梁先生評價：“全部權衡，與明清建筑物大異，所呈現(xiàn)象至為莊嚴穩(wěn)固。”現(xiàn)今我們面對實物，確感其體形處理樸實無華，空間利用緊湊得宜，以結構的邏輯性表現(xiàn)出中國古建的典型藝術效果。山門南面匾額“獨樂寺”三字，相傳系明代嚴嵩手筆。 


    在《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另載文《薊縣觀音寺白塔記》：“登獨樂寺觀音閣上層，則見十一面觀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視，若深賞薊城之風景幽美者。游人隨菩薩目光之所之，則南方里許，巍然聳起高冠全城……觀音寺塔也。……其建造，必因寺（獨樂寺）而定，可謂獨樂寺平面配置中之一部分。廣義言之，亦可謂薊城千年前城市設計之一者，蓋今所謂平面大計劃者也。” 


    據(jù)現(xiàn)存碑記，白塔寺之創(chuàng)立無可考，但不會早于獨樂寺。“必在遼代。”“塔之立面，至為奇異。”全高30.6米，其最下為花崗石基，其上磚砌線條數(shù)層及欄桿、蓮座。再其上為塔之第一層，冠以檐，二三層上為喇嘛式之圓肚塔，估計為明代改建的結果。塔上的雕刻做工尚精秀。 


    《考》文最后部分是第六章“今后之保護”，其結論說：“觀音閣及山門，既為我國現(xiàn)存建筑物中已發(fā)現(xiàn)之最古者，且保存較佳，實為無上國寶。”可是“在中國則無人知其價值”。于是提出了有關立法、宣傳以及技術上的保護建議，相當具體可行。當時還提到了在觀音閣臺基上不宜過近栽植樹木，以免損毀臺基和遮擋立面。2010年我們去拍攝時，原有雙樹已死，西柏成為藤架。雖是我第四次赴薊參觀，而再讀梁文仍感遺失未通之處甚多——看來還需再訪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