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關于“生活教育”的思想 陶行知教育思想
國學教育 由土鳳凰供稿
“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體系,最初是以鄉(xiāng)村教育的形式出現(xiàn)的,后來陶行知將其作為一種與傳統(tǒng)教育、舊教育、富人教育相對立的新教育和窮人的教育。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既然生活教育是人類社會原來就有的,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所謂“過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過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過壞的生活,便是受壞的教育”。他還指出“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yè)”可見,“生活即教育”的基本含義:第一、“生活即教育”是人類社會原來就有的,自有人類生活產(chǎn)生便有生活教育,生活教育隨著人類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第二、“生活即教育”與人類社會現(xiàn)實中的種種生活是相應的,生活教育就是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種種生活中
2、“社會即學校”
“社會即學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另一個重要命題。陶行知認為自有人類以來,社會就是學校,如果從大眾的立場上看社會是大眾唯一的學校,生活是大眾唯一的教育。統(tǒng)治階級、士大夫為何不承認此,是因為他們有特殊的學校給他們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反對這種特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提出“社會即學校”,以此來推動大眾的普及教育。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在于要求擴大教育的對象、學習的內(nèi)容,讓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們主張‘社會即學校’,是因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huán)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學生、先生可以多起來。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的主張和“生活即教育”一樣,也在于反對傳統(tǒng)教育與生活、學校與社會相脫節(jié)、相隔離。他認為"學校即社會,就好象把一只活潑的小鳥從天空里捉來關在籠里一樣。它要以一個小的學校去把社會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吸收進來,所以容易弄假。而且這種教育在“學校與社會中間造成了一道高墻”,把學校與社會生活隔開了。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是“要把籠中的小鳥放到天空中使他任意翱翔”,是要拆除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高墻,“把學校里的一切伸張到大自然里去”。
3、“教學做合一”
“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教學論。
“教學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話說,是生活現(xiàn)象之說明,即教育現(xiàn)象之說明,在生活里,對事說是做,對己之長進說是學,對人之影響說是教,教學做只是一種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個各不相謀的過程。“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他用種田為例,指出種田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須在田里學,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來,“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義是教的方法根據(jù)學的方法,學的方法要根據(jù)做方法,“事怎樣做便傅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學而不做,不能算是學。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由此他特別強調(diào)要親自在“做”的活動中獲得知識。值得指出的是:“教學做合一”的“做”與杜威“從做中學”的“做”是有區(qū)別的。首先,陶行知所說的“做”是指“勞力上勞心”,反對勞力與勞心脫節(jié)。其次這個“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學做合一”既以做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陽明東原的見解顛倒過來,成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認為“有行的勇氣才有知的收獲”。
可見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礎上,是以“行”求知,強調(diào)“行”是獲得知識的源泉。這些見解在認識論上具有唯物主義因素,因而“教學做合一”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從保重中學”就有了區(qū)別。但是陶行知所說的“行”與我們現(xiàn)在所講的實踐還不同,他所說的“行”還只是個人狹隘的瑣碎的活動。
陶行知特別重視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當作改造中國教育、社會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來,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的傳統(tǒng)舊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隨手抓來都是學問,都是本領”,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識,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當作衡量教育、學校、書本甚至一切的標準。他說:“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做中心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書本是死書本。在死教育、死學校、死書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
生活教育理論在反傳統(tǒng)的舊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揭露并批評了舊教育存在的問題,同時提山了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在當時的歷史下,對普及識字教育、掃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適應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學做合一”,要求“教”與“學”同“做”結合起來,同實際的生活活動結合起來,這對教師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師尊重學生,注意教學之外的生活,指導學生在實際的活動中學好本領,培養(yǎng)他們的生活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對當時的教學方法的改革有積極作用,對我們現(xiàn)在的教學方式也有啟發(fā)之處。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既然生活教育是人類社會原來就有的,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所謂“過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過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過壞的生活,便是受壞的教育”。他還指出“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yè)”可見,“生活即教育”的基本含義:第一、“生活即教育”是人類社會原來就有的,自有人類生活產(chǎn)生便有生活教育,生活教育隨著人類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第二、“生活即教育”與人類社會現(xiàn)實中的種種生活是相應的,生活教育就是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種種生活中
2、“社會即學校”
“社會即學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另一個重要命題。陶行知認為自有人類以來,社會就是學校,如果從大眾的立場上看社會是大眾唯一的學校,生活是大眾唯一的教育。統(tǒng)治階級、士大夫為何不承認此,是因為他們有特殊的學校給他們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反對這種特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提出“社會即學校”,以此來推動大眾的普及教育。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在于要求擴大教育的對象、學習的內(nèi)容,讓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們主張‘社會即學校’,是因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huán)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學生、先生可以多起來。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的主張和“生活即教育”一樣,也在于反對傳統(tǒng)教育與生活、學校與社會相脫節(jié)、相隔離。他認為"學校即社會,就好象把一只活潑的小鳥從天空里捉來關在籠里一樣。它要以一個小的學校去把社會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吸收進來,所以容易弄假。而且這種教育在“學校與社會中間造成了一道高墻”,把學校與社會生活隔開了。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是“要把籠中的小鳥放到天空中使他任意翱翔”,是要拆除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高墻,“把學校里的一切伸張到大自然里去”。
3、“教學做合一”
“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教學論。
“教學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話說,是生活現(xiàn)象之說明,即教育現(xiàn)象之說明,在生活里,對事說是做,對己之長進說是學,對人之影響說是教,教學做只是一種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個各不相謀的過程。“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他用種田為例,指出種田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須在田里學,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來,“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義是教的方法根據(jù)學的方法,學的方法要根據(jù)做方法,“事怎樣做便傅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學而不做,不能算是學。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由此他特別強調(diào)要親自在“做”的活動中獲得知識。值得指出的是:“教學做合一”的“做”與杜威“從做中學”的“做”是有區(qū)別的。首先,陶行知所說的“做”是指“勞力上勞心”,反對勞力與勞心脫節(jié)。其次這個“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學做合一”既以做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陽明東原的見解顛倒過來,成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認為“有行的勇氣才有知的收獲”。
可見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礎上,是以“行”求知,強調(diào)“行”是獲得知識的源泉。這些見解在認識論上具有唯物主義因素,因而“教學做合一”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從保重中學”就有了區(qū)別。但是陶行知所說的“行”與我們現(xiàn)在所講的實踐還不同,他所說的“行”還只是個人狹隘的瑣碎的活動。
陶行知特別重視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當作改造中國教育、社會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來,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的傳統(tǒng)舊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隨手抓來都是學問,都是本領”,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識,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當作衡量教育、學校、書本甚至一切的標準。他說:“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做中心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書本是死書本。在死教育、死學校、死書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
生活教育理論在反傳統(tǒng)的舊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揭露并批評了舊教育存在的問題,同時提山了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在當時的歷史下,對普及識字教育、掃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適應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學做合一”,要求“教”與“學”同“做”結合起來,同實際的生活活動結合起來,這對教師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師尊重學生,注意教學之外的生活,指導學生在實際的活動中學好本領,培養(yǎng)他們的生活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對當時的教學方法的改革有積極作用,對我們現(xiàn)在的教學方式也有啟發(f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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