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資治通鑒》，不曉得同學們都有閱讀過嗎?對于此篇古文又有哪些見解?又有哪些感悟的?以下是9252兒童網(wǎng)小編為大家?guī)淼摹顿Y治通鑒》內容簡介及創(chuàng)作背景，希望您能喜歡!

《資治通鑒》內容簡介

《資治通鑒》所記歷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后梁紀》六卷、《后唐紀》八卷、《后晉紀》六卷、《后漢紀》四卷、《后周紀》五卷。

《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jīng)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tǒng)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資治通鑒》這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鑒》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xiàn)，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xiàn)。

《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史記》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春秋》為現(xiàn)存最早編年體史書 )，按時間先后敘次史事，往往用追敘和終言的手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統(tǒng)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借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歷史的借鑒。敘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斗爭。

《資治通鑒》創(chuàng)作背景

司馬光曾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紀傳體史。初成《通志》8卷，起戰(zhàn)國至秦二世，表進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詔置書局于崇文院，繼續(xù)編纂。宋神宗即位，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并序以獎之。元豐七年(1084)書成。

《通鑒》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協(xié)修者有劉恕、劉攽、范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鑒》的討論編次，用力最多。劉攽于漢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后，由司馬光修改潤色，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一出于光。

《通鑒》征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shù)百種。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shù)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跡有歧異處，均加考訂，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為《考異》?！锻ㄨb》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

《通鑒》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tǒng)一修辭，故文字優(yōu)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并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于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態(tài)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通鑒》成書后，元豐八年，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殘缺。中華書局據(jù)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標點?？?，重新出版，是《通鑒》較好的版本。

《資治通鑒》作品鑒賞

立場主題

《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fā)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占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等。

帝后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tǒng)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鑒》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鑒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才編寫《資治通鑒》，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編纂《資治通鑒》時，在繼承前人的同時，又有所發(fā)展。他把歷史的君主根據(jù)他們的才能分為創(chuàng)業(yè)、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

除政治之外，《資治通鑒》在文化、科技、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均有記載。在文化方面，就學術思想來說，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陰陽、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對于佛教、道教的起源、發(fā)展，以及儒、佛、道之間的斗爭也有敘述。對西漢以來經(jīng)學的發(fā)展，典籍的校理，石經(jīng)的刻立，九經(jīng)的雕印及流傳，都有較系統(tǒng)的陳述。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

在科技方面，記載最多的是歷代的歷法。其他如天文學、地理學、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長城，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運河)也有反映。

《資治通鑒》也注意關于經(jīng)濟的記載，因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jīng)濟的首要問題。因此，它對于商鞅變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記載。

對于軍事的記載，《資治通鑒》也很突出，對戰(zhàn)爭的描述也很生動。凡是重大的戰(zhàn)役，對戰(zhàn)爭的起因，戰(zhàn)局的分析，戰(zhàn)事的過程及其影響，都有詳細記載。如赤壁之戰(zhàn)、淝水之戰(zhàn)等，都是杰出的例證。 [4]

藝術特色

《資治通鑒》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綱舉則目張，時索則事敘。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多音節(jié)攝提(原始干支)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間框架體系，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閼逄”相當于現(xiàn)代漢語“甲”，“攝提格”相當于漢語“寅”。為什么不用漢語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jié)語言的干支體系呢?司馬光沒有交代。

《史記》的《歷書》里面也用到了這套多音節(jié)干支術語，司馬遷也沒有交代其來源。這為后人胡思亂想提供了口實，如竺可楨就建議梵語學者用梵語破譯這套術語。更有人藉此宣稱中國人祖先來源于西亞兩河流域或古埃及。

其實，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淡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閼逄”——編者注)、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zhí)徐、大荒落、敦牂、協(xié)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

蔡邕《獨斷》曰：‘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謂之天皇氏者，取其天開于子之義也;謂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丑之義也;謂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義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時始制，而地皇氏則定三辰，道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氣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干支始有所屬焉。”所以，司馬遷和司馬光所使用的這套多音節(jié)干支術語是中國最早的官方時間術語，屬于“皇綱”性質，故而被采用為歷史的紀年詞語，以表示歷史的正統(tǒng)。

《資治通鑒》作品影響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著作，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時，不僅妥善地將紀傳體揉入編年體中，使紀傳之詳細與編年之簡明結合起來，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歷法、天象、目錄、舉要及索引集于一塊，開創(chuàng)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資治通鑒》更臻于完善，將中國的歷史編纂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馬光對《資治通鑒》文獻整理思想，文獻整理模式及方法，不僅結出了豐碩成果，豐富了中國古典文獻學理論，而且對文獻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xiàn)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shù)不勝數(shù)。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鑒》媲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并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

2020年4月，《資治通鑒》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fā)展中心首次向全國中小學生發(fā)布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資治通鑒》作品評價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ldquo;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shù)、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日知錄·著書之難》：(《資治通鑒》和《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后世不可無之書”。

清代學者王鳴盛：“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清代曾國藩：“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jù)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批注過《資治通鑒》，并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里寫戰(zhàn)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