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通過對秦王朝興亡的歷史教訓的總結(jié)，認識到“取與守不同術(shù)”、“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quán)。”認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統(tǒng)一六國之后，一味“專威定功”、“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建議漢統(tǒng)治者在奪取政權(quán)之后，應(yīng)當及時改變統(tǒng)治策略。

賈誼基本上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和禮治思想。他說：“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和君主的榮辱，全在于統(tǒng)治者是否能夠正確處理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是否能夠與民相安無事：“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賈誼是在民本思想的基礎(chǔ)之上進而強調(diào)禮治和教化的。他并不否定刑罰的必要性，但認為嚴刑峻法容易造成人民與統(tǒng)治集團的對立。“刑法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認為“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因為教化不如刑罰那樣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而被大多數(shù)君主所忽視。教化的作用在于“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絕惡于未萌”，斷絕人民犯上作亂的思想根源。所以他得出結(jié)論說：“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

賈誼主張封建政府通過精選一批能夠“為民師帥”的官吏作為推行教化的骨干，認為官吏應(yīng)該作為人民道德的榜樣。由此出發(fā)，賈誼進一步強調(diào)“任賢”、“敬士”，這對后來董仲舒的文化教育思想有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