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是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提出的教育主張，其首倡者則是商鞅。韓非認為：“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大，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這就是法家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的一個基本概括，它要求對社會實行普遍的法治教育，使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教等法令婦孺皆知，深入人心；同時也點明了商鞅、韓非所倡導(dǎo)并在秦國實行的法治教育的基本內(nèi)容和實現(xiàn)手段。
韓非提出“以法為教”是對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的發(fā)展。商鞅認為：“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韓非后來解釋說：“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法是一種依據(jù)或準(zhǔn)則，有了法，就使人行為有規(guī)矩可循。百姓知法、守法，社會就安定；官吏知法、執(zhí)法，就不會殘害百姓。因此，不論吏民，都要教其知法、畏法、守法，這樣國家就沒有不強盛的。
法家以為，法治教育是從“信賞必罰”這些簡單的過程開始的。商鞅在下達法令前“恐民之不信己”，就令人立三丈木桿于都城南門，宣布有將其搬至北門者，受重賞。起先無人嘗試，他就將賞金從10兩提高到50兩。終于有人去搬家了，商鞅立即賞50金，“以明不欺”。這樣，既取信于民，也使人民懂得依法行事。商鞅第二次變法中，太子犯法，他毫不留情地“刑其傅”、“黥其師”，追究太子兩位老師的失教之過。法家就是通過“賞厚餓信”、“罰嚴而必”之類做法，使人們懂得了“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道理。
除了“信賞必罰”外，法家還通過鼓勵耕戰(zhàn)，讓老百姓懂得只有經(jīng)過積極投入耕戰(zhàn)，才能實現(xiàn)“趨利避害”；通過定名分，使人人皆知按本分言行和獲取；通過禁私學(xué)、禁詩書禮樂，使“言談?wù)弑剀売诜?rdquo;；通過形成嚴刑酷法的社會局面，迫使人不敢作奸犯科……加之法家都主張將法令文書公之于眾，并使家喻戶曉，由此實現(xiàn)著法治教育。在秦國“以法為教”頗為成功。當(dāng)商鞅失勢，倉皇出走時，竟然找不到一個躲身之處。因為商鞅曾規(guī)定：留人住宿而所留者無身份證，要罪及舍主人。所以，秦國的強大與普遍的法治教育有很大關(guān)系。
如果說“以法為教”主要表達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內(nèi)容，而“以吏為師”則主要表達了法治教育的實現(xiàn)手段。
盡管“以吏為師”是古已有之，但這僅是形式上近似。實質(zhì)上，法家提出的“以吏為師”其著眼點不在“師”而在“吏”，或者說是在“法”而不在“教”，即為了實行法治，選擇那些知法的官吏來擔(dān)任法令的解釋者和宣傳者，僅此而已。因此，法家所謂“師”并非教師意義上的“師”。
商鞅最早提出“以吏為師”的思想并付諸實施。他在秦變法時認為，法令必須有“師受”，否則人人各以其意加以理解，就怎么也不能真正懂得它。于是他指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主張從中央到地方都設(shè)吏師，嚴格選擇那些通曉法令者來擔(dān)任，由他們負責(zé)對全體人民進行法治教育。按照規(guī)定，國家每年公布一次法令，由吏師們預(yù)先以密藏于宮中禁室內(nèi)的法令副本為準(zhǔn)，熟習(xí)之，然后等待吏、民的咨問。有所問，即須明確作答，并記下問答的內(nèi)容，存檔備查，以督促問答雙放都須依法行事。
韓非發(fā)展了商鞅設(shè)置吏師的主張和實踐，明確把這種制度表述為“以吏為師”，以保證“以法為教”。但韓非的“以吏為師”中還包含著一層意思：理想的國家與社會是不需要許多人來從事文化、知識和教育工作的，這樣的人一多，就會破壞社會秩序。妥善的做法就是“以吏為師”。這樣，韓非就更為強調(diào)了法的教育，而否定了知識教育及其實施者，走向了極端。
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一種社會教育。自然，任何社會都需要講法治，要推行法治教育，但如果把教育僅僅作此理解，不僅片面，而且錯誤。因為教育的內(nèi)涵相當(dāng)豐富，而專門的文化知識教育及其實施者的存在，不僅是人類歷發(fā)展的結(jié)果，而且還是人類社會繼續(xù)進步的條件。因此，法家的主張與實踐是一種教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