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戰(zhàn)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這一學派以其有效而毫不含糊的社會政治主張，影響了戰(zhàn)國時代的歷史進程，贏得了他們在諸子百家中的地位。一般認為，法家代表著新興的社會勢力，代表著當時社會發(fā)展的趨勢，其長處在于社會政治實踐，在教育方面他們遠沒有達到像儒、墨諸家那樣的造詣，有些主張甚至還顯得偏頗。但不論其思想主張的積極方面還是消極方面，都有啟發(fā)人思考之處。

一、從商鞅到韓非
法家的淵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時鄭國執(zhí)政者子產(chǎn)。子產(chǎn)在政治上有些作為，也頗重視教育。鄭國的百姓有這樣的稱頌：“我有子弟，子產(chǎn)誨之；我有田疇，子產(chǎn)殖之；子產(chǎn)而死，誰其嗣之？”還有《管子》一書，雖托名管仲所著，但大部分可視為春秋戰(zhàn)國時齊國法家的論著。甚至與管仲本人亦有關系。從《管子》的《小匡》、《弟子職》、《牧民》等篇，也可看出齊國法家先驅(qū)者在重視教育方面，與儒家有較多的一致。如《管子》中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又認為：“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
最早從學者立場、以法理為依據(jù)論法的法家人物是魏國人李悝（約前450—前390年），他曾為魏相，著有中國第一部刑法法典——《法經(jīng)》。后來商鞅由魏入秦，就攜帶此書。李悝在經(jīng)濟上主張“盡地力之教”，重農(nóng)就成為法家一貫思想。李悝是戰(zhàn)國法家先鋒，然他的史跡也表現(xiàn)了濃厚的儒家氣息，以至連他究竟是法家還是儒家，史書上也?；煜?。
真正使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趨于對立的是李悝的學生商鞅。商鞅（約前390—前338年），衛(wèi)國人，原名衛(wèi)鞅，亦稱公孫鞅，在秦封為商君，故人稱之為商鞅。“少好刑名之學”，但早年也曾受儒家思想熏陶，層久居魏國，但終不被用，于是來到當時還很落后的秦國。商鞅入秦適逢秦孝公發(fā)奮圖強，下令求賢，廣征能“強秦者”。商鞅數(shù)見秦孝公，終以所說“霸道”和“強國著術”得到重用。在秦執(zhí)政20年，先后兩次實行變法，變法涉及到經(jīng)濟、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社會風俗等眾多方面，如建立法制、獎勵軍功、鼓勵墾荒、禁止游宦、統(tǒng)一度量衡、建立縣制等。經(jīng)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秦在對外戰(zhàn)爭也頻頻取勝。但由于變法剝奪了貴族特權，當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貴族勢力所害，并車裂其身。商鞅雖死，而變法卻已在秦國深深扎根。100多年后秦王政之能夠統(tǒng)一中國，實在是變法打下的基礎。商鞅有《商君書》存世，其中也摻入了商鞅一派法家后學的著作。
商鞅死后將近60年，韓非出生，當時已是戰(zhàn)國末期。
韓非（約前280—前233年），韓國的公子。早年與李斯同為荀況的學生，但他學法家各派，熔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三派為一爐。他雖然對儒、墨、道諸家都嚴加攻擊，但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予以接受。他曾多次上書韓王，陳述富國強兵之道，未被采用。韓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著有《孤憤》、《五蠹》、《內(nèi)外儲》、《說難》、《顯學》等十余萬言，完成了法家理論的系統(tǒng)化工作。
韓非著作流傳至秦，秦王政讀后十分喜愛，嘆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當從李斯處得知著書者在韓國時，秦王政即竭力招致，甚至對韓國迫以兵戎。公元前234年，韓非為韓出使于秦。當年同在荀況下時，李斯就“自以為不如非”，盡管“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但出于個人打算，李斯難容韓非同在秦，于是抓住韓非曾上書秦王政勸先伐趙而緩攻韓一事，讒害之。韓非到秦不足一年，就被迫服毒自殺，死于獄中。韓非雖被害，但其“法后王”、倡“耕戰(zhàn)”、禁游說之士、非詩書禮樂之教的理論，卻成為秦始皇和李斯據(jù)以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的思想武器，并為此后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所不同程度地信封。
作為典型的法家學者，商韓之間思想的一脈相承是顯見的：從進化的歷史觀引出“法后王“的主張，又走向輕視傳統(tǒng)文化的極端；從富國強兵的愿望導出對“耕戰(zhàn)”，并為此后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所不同程度地信奉。
作為典型的法家學者，商韓之間思想的一脈相承是顯見的：從進化的歷史觀引出“法后王”的主張，又走向輕視文化的極端；從富國強兵的愿望導出對“耕戰(zhàn)”的倡導，又流于否定往文化教育活動的偏頗……這些就是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