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軻的擴充人所固有的善性的思想，蘊含著他對教學過程的基本要求，即教學活動要體現(xiàn)理性特點，要遵循和發(fā)展人的內在能力。這一基本要求貫穿在他的整個教學思想中。需要說明的是，孟軻思想傾向的內向，并不意味著他反對從外界獲知，相反，他同樣認為知識的獲得離不開感知，只不過他特別強調學習中個體認識的自覺罷了。

（一）“深造自得”

在思維與感官之間，孟軻更傾向于強調思維。他以為擴充善性就應“從其大體”，“大體”即“心之官”。因此，人們的學習就應有一個基本要求：“深造自得”。孟軻指出，深入的學習和鉆研，必須要有自己的收獲和見解，如此，才能形成穩(wěn)固而深刻的智慧，遇事則能左右逢源，揮灑自如。據(jù)此，孟軻尤其主張學習的獨立思考和獨立見解。他有一句名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對前代文獻典籍和已有之見，不輕信、不盲從，經(jīng)自己的思考而有所棄取。在談到讀《詩》時他又說：“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要求讀書不拘于文字和詞句，而應通過思考，去體會深層意蘊。所以，學習中特別重要的是由感性學習到理性思維的轉化。

（二）“盈科而進”

“盈科而后進”指出了學習和教學過程的循序漸進。孟軻以為“其進銳者其退速”，進程的過于迅疾，勢必影響實際效果，致使退步也快。正確的進程應當像源源不斷的流水那樣，注滿一個洼坎之后再注下一個洼坎，未注滿時絕不下流，由此漸次流入大海。這就是“不盈科不行”，“盈科而后進”的道理。他還通過“揠苗助長”的語言告誡人們必須注意到教學是一個自然有序的過程，人們應當關注并促進教學過程的實現(xiàn)，但絕不能用“揠苗”的方法去助長，否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三）“教亦多術”

孟軻很強調對不同情形的學生采取不同的教法。他說：“君子之所以教育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對學生，有的應及時點化，有的應成就其德行，有的要發(fā)展其才能，有的可答其所問，不能及門者則可以間接地受教。甚至“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拒絕教誨，足以成為人的警策，事實上也成為一種教導。所以說：“教亦多術矣”，一切因人而異。

（四）“專心致志”

孟軻以為，學習必須專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他說，以下棋這樣不算太復雜的小技藝來說，也非專心致志而不可得。如果請圍棋好說弈秋教兩個學生下棋，一個專心致志，唯弈秋之言是聽；一個耳雖聽之，而心中卻老想著有鴻鵠將飛來，隨時準備引弓而射。同樣是學習，后者必須不如前者。這難道是由于他們智力上的差異嗎？顯然不是。所以孟軻認為，人們學習上的差異取決于其在學習過程中專心致志與否，而不是其天資的高低。

 

六、社會分工與教育

分工思想是孟軻的重要經(jīng)濟思想，也是其教育理論中重要的基礎思想。對于社會分工及其必要性的認識，孟軻認識之清晰，在古代學者中是很少見的。

當時農(nóng)家許行提出“并耕而食”論，這種主張有批判剝削的合理因素，但從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看，卻是倒退觀點。孟軻以為，許行的荒謬在于他毫不懂得，無論是“賢者”還是“百工”，那無法凡事躬親。如果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身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不僅難以自給自足，還使人疲于奔命。只有通過分工，使人分居不同的職業(yè)，盡其所能，然后“通功易事”，在社會經(jīng)濟生活中相互交換其勞動，“以羨補不足”。所以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是必要的。

既然士人的“勞心”（包括學習、從教、從政）與農(nóng)人的耕、織女的織、百工的制作……具有同等意義，那么“勞心”也是一種社會勞動。當?shù)茏优砀u孟軻“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是“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時，孟軻分析道：“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nóng)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膃肭感之道，以待后之學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作為分工的結果，學者的富有道德與知識，就如同“農(nóng)與余粟，女有余布”一樣，他們通過堅持某種社會原則，并以之教書育人，發(fā)揮著社會作用，那么，為什么要肯定工匠而否定這些“為仁義者”呢？

基于這樣的認識，孟軻指出，士人的“為仁義”就不是什么“菌子之不耕而食”，相反，“不素餐兮，孰大于是？”不白吃飯的人中，還有誰能比這更為重要的呢？孟軻是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士人的為學、從教和從政的。我們應當指出并批判“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所宣揚的剝削階級意識，但必須承認孟軻關于社會分工與協(xié)作思想的深刻。當人類勞動還不能夠提供足夠的物質產(chǎn)品時，體腦分工就是不得已的，也是必須的。

處在戰(zhàn)國中期嚴酷的兼并戰(zhàn)爭時代的孟軻，其思想表現(xiàn)出對人的外呢體的注重和對人的價值的肯定。他的“性善論”，開創(chuàng)了中國教育史上強調個體理性自覺的“內發(fā)說”。他對教育作用的闡發(fā)，對“大丈夫”人格理想的議論，對教學過程的表述，無不體現(xiàn)了對人的主觀作用的提倡。孟軻思想對后世中華民族氣節(jié)、民主精神的激發(fā)、崇高精神境界的形成，有極重要的啟蒙作用。孟軻關于社會分工的論述，也是人類經(jīng)濟思想史、教育思想史上的出色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