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母：陶侃是東晉名將，曾任八州都督，征西大將軍，封長沙郡公。他有一個非常賢惠又深明大義的母親。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其父陶丹，是吳國的邊將，官至揚武將軍。揚武，系雜號，地位不高。陶侃先世無顯赫仕宦可以溯記，年輕時又當過尋陽的“魚梁吏”，說明其家屬于“寒門”這類社會地位很低的階層。晉滅吳后，中原人稱江南人為“亡國之余”，江東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這樣“望非世族、俗異諸華”的人，處境就更為艱難了。

陶侃少年時喪父，家境清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是位很堅強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兒子出人頭地。在這種環(huán)境下，對陶侃管教很嚴，并通過自己紡織資助兒子去結交朋友。后來，陶侃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

一次，鄱陽郡孝廉范逵途經陶侃家。正值大雪。陶侃因家貧，擔心沒有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親看在眼里，安慰他說，你只管留客吧，我會設法招待好的。于是，她把頭上的長發(fā)剪下，換成酒菜，又卷起鋪床的干草切細，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喂飽范逵的馬。范逵事后得知，感慨地說：“非此母不生此子”！即使是跟隨范逵而來的奴仆也覺得大過所望。

等范逵離開時，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很感動，臨別時問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趕忙回答：“欲之，困于無津耳”。范逵遂向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這時恰逢州部從事來到郡里，他想借視察之名勒索賂賄，陶侃便讓手下諸吏安心辦公，自己出面對從事說：“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御之。”從事聽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報答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yī)于數(shù)百里。時正寒雪”，眾僚屬皆面有難色。唯陶侃說：“資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于是請行，眾咸服其義。后長沙太守萬嗣路過廬江，見到陶侃，陶侃對他特別虛心謙恭，使得太守大為驚訝，臨別時對他說“君終當有大名”。令其子和他結交朋友，而后才離去。

有了這樣的關系，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窟@種身分，陶侃可以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去實現(xiàn)他的大志。

不久，陶侃做了漁梁吏，食用官府的魚（腌魚）。他念起貧寒中的母親，就用陶罐盛了一點魚送給母親。不料母親不但不受，還將陶罐封上退回，并附信責備說：“汝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此事給陶侃以極大的教育，為陶侃后來做官的廉潔奉公打下了基礎。

大約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么錦繡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族子弟憑借自己的父、祖余蔭即可身居要津，并不為今后升遷而費神。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分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陶侃對張華的輕視并不灰心。多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張華在和陶侃談話時，大吃一驚，認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張華的推薦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賤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

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趙王倫廢賈后。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動亂就由宮廷內發(fā)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沖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政治下，他是難于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xiāng)氣氛的影響，他也準備南下了。

時黃慶已經作了吏部令吏，舉薦陶侃補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縣。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陶侃到任后，與太守呂岳的關系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后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蕩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機遇。就在這個時候，對陶侃一生影響巨大的母親病故了，終年75歲。陶侃在幾十年的為官生涯中，時刻牢記母親的教誨，堅持每天早上把一百塊磚搬到屋子外面去，晚上又如數(shù)搬回來。部下問為什么這樣做，他回答說：我的志向是領兵橫掃強虜，恢復中原，如果不鍛煉一個好身體怎么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