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陳松年（左二）和陳長璞找到陳獨秀的墓，此時只剩一堆黃土，碑已不知去向。

    安慶江邊，陳家的老屋早被拆毀，老屋的遺址歸屬當(dāng)?shù)氐淖詠硭畯S，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籃球場，原址上豎立著一塊碑，說明這是革命烈士陳延年、陳喬年家的舊址，并沒提到他們的父親陳獨秀。

　　陳長璞沉浸在回憶里，面帶遺憾地說，當(dāng)年老屋是安慶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有五進三個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園，大門樓有一丈多寬，儼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氣勢。

　　老屋旁殘留的一角是當(dāng)年陳延年、陳喬年的讀書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門就面對著一個公共廁所。有關(guān)部門曾經(jīng)在墻上鑲了塊“文物保護單位”的招牌，可是里面還有幾家住戶，住戶們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這是一個被忽略、被遺忘的角落，如同安慶城的氣質(zhì)。很少有人記得，這個三級城市一個世紀前是安徽的省府，是個開風(fēng)氣之先的城市，這里產(chǎn)生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創(chuàng)辦了一批新式學(xué)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牽連，陳獨秀的子女們，自然處于被遮蔽的狀態(tài)。葉尚志少時離陳家故居南水關(guān)只隔幾條巷子，他初中時雖偶然聽說陳獨秀蹲在南京“模范監(jiān)獄”的消息，但沒聽說過他的兩位公子陳延年、陳喬年的任何情況。在延安、在華北根據(jù)地的時候，他也未曾聽聞過這兩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點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與陳延年在廣州一起工作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訴我，說陳延年是‘小列寧’”，葉說。

　　葉尚志從工作崗位離休后，多次回到故鄉(xiāng)安慶，見到了陳松年。那時陳松年已經(jīng)是79歲，骨折臥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長女長璞在身邊照顧。安慶窯廠退休會計師陳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過世，晚年被安排為安慶市政協(xié)副主席。

　　在回憶自己的父母時，陳長璞溫情地說，他們都是和善、溫潤的人。陳松年安徽大學(xué)化學(xué)系肄業(yè)，1950年，這個原來的教書先生沒有接受安慶二中的聘書，而是去窯廠做工人，謹慎的他擔(dān)心，他的身份會給他帶來風(fēng)波——“陳獨秀的兒子”帶給他的不是本應(yīng)的榮耀與驕傲，而是緊張與憂慮。

　　陳長璞的母親竇珩光安徽高師畢業(yè)，來自書香門第的她堅持兒女應(yīng)受教育，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學(xué)費，她去窯場抬土、修鐵路、糊火柴盒。

　　“鄰居們不知道我們和陳獨秀的關(guān)系，如果不是政審，學(xué)校里也沒人知道我是‘黑五類’子女。”陳長璞說。

　　年近退休的陳長璞快言快語、為人直率，不過在談?wù)摷沂窌r，她不無遺憾地說：“我們家的歷史是一部悲壯史。”

 

　　延年、喬年

　　陳延年1898年出生，他在安慶度過了私塾、尚志小學(xué)、全皖中學(xué)的求學(xué)生活。他自小窮經(jīng)究理，不茍言笑，對舊書掌故、新書知識都有興趣。

　　他與小其四歲的胞弟喬年感情深厚。因其父陳獨秀早期任皖省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凱的親信倪嗣沖奉袁世凱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陳獨秀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還聲明要斬草除根。陳獨秀逃亡日本，延年兄弟得到消息后后逃至懷寧鄉(xiāng)下躲過，免遭毒手。

　　陳松年晚年回憶，他的祖父陳昔凡剛?cè)ナ?，靈柩還停在家中，倪嗣沖派來的一批打手突然來到家中，沒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還搶走了陳家珍藏的一批字畫，并揚言要抓走陳獨秀的三個兒子。

　　此時延年、喬年聽說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墻逃走。而松年那年才3歲，翻墻時不慎跌落在鄰居家的澡盆里。鄰家的一婦女見松年掉進澡盆后，急忙就把他當(dāng)做自己的孩子，順勢裝出要給松年洗澡的樣子，就這樣松年才沒被抓走。為此，官兵卻將陳獨秀的長兄陳孟吉的兒子陳永年當(dāng)做陳獨秀的兒子抓去了，還讓他坐了四年牢。

　　1915年延年17歲，喬年13歲，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學(xué)，讓他們見見世面，意在培養(yǎng)見識，開闊眼界。兩年后，雙雙考取震旦大學(xué)。

　　陳獨秀有一種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現(xiàn)在對兩位親子的嚴酷要求上。他讓小兄弟倆睡在亞東圖書館發(fā)行部門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兄弟倆勤工儉學(xué)，常常吃大餅、喝自來水，平日衣衫襤褸，面色憔悴。

　　延年、喬年的繼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讓孩子回家吃住。獨秀不以為然。高君曼改請友人潘贊化從中說情，陳獨秀剖析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發(fā)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chuàng)前途可也。”

　　事實上，兄弟二人的倔強個性也酷似其父。連經(jīng)濟條件寬裕、十分疼愛他們的祖母從皖抵滬來看他們，流淚要給以補助照顧，均被拒絕，兩兄弟聲言決不依靠任何接濟。

　　陳獨秀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對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并無直接影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陳獨秀不顧凡俗，與姨妹高君曼意氣相投，終于同居結(jié)婚。陳延年站在生母高曉嵐一邊，對其父缺乏聯(lián)系和感情。

　　在當(dāng)時中外各種復(fù)雜思潮影響下，陳延年因為能閱讀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在赴法勤工儉學(xué)之后，陳延年兄弟放棄無政府主義轉(zhuǎn)而篤信馬克思主義。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陳延年與趙世炎、周恩來等同被選為委員；后來回國在上海、廣州，他是與趙世炎、周恩來齊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于國內(nèi)革命形勢發(fā)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喬年兄弟同趙世炎等人從法國赴莫斯科東方大學(xué)學(xué)習(xí)。一年后，因國共合作的需要，陳延年等奉命回國往上海黨中央報到，隨即被派往廣東工作。

　　回國后，兄弟倆都成為中央委員，陳延年曾任中共廣東區(qū)委書記。在黨的會議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稱而不論父子情。

　　鄭超麟回憶，某次，陳延年自外地來滬，鄭陪他往見總書記。原以為相別數(shù)年的父子相見場景會很激動人，但爺兒倆卻平淡如路人——陳獨秀正在石庫門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見到兒子出現(xiàn)，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樣，隨手拖來張椅子坐下就談起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