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家集叢刊》 徐雁平 張劍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寄吾廬初選鈔》

如皋冒氏叢書，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資料圖片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學術。清代家集編纂刊刻的盛景已成為歷史，但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在人們向往書香社會的當下，回望傳統(tǒng)顯得尤為重要。這令《清代家集叢刊》的出版具有了特殊的價值。

　　匯集了家族著述的家集，是家族文學傳統(tǒng)最為直觀的載體。近日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家集叢刊》，公布了幾個以往很少為人所知的數(shù)字：宋及宋以前的家集，僅存世25種，且多為明清人編輯；元代自編及后代編輯的元人家集有15種；明代自編及清代編輯的明人家集有125種；清人自編及民國時期編輯的清人家集，總數(shù)達948種。盡管這只是初步的統(tǒng)計，但仍顯示出有清一代家集編纂風氣之盛。近百余年來，在中國社會經歷大變革、大轉型的同時，中國人“詩書繼世”的家族傳統(tǒng)似乎也正在逐漸淡去。

　　今年7月，詞學家龍榆生于20世紀30年代主編的《詞學季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在為此舉辦的一次讀者沙龍上，龍榆生之子、復旦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龍英才坦言，從中學到大學，自己一直在學校寄宿，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時間不多，龍家的子女雖然在各自領域皆有所成就，但都沒能繼承父親的文學事業(yè)，龍榆生著述的整理、研究工作只能交給專業(yè)學者。

　　在新近出版的遺稿《我們三代人》中，已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湯一介也屢屢提及，祖父湯霖、父親湯用彤及自己皆以教授中國文化為業(yè)，而他的子孫卻都移居海外。湯一介不禁感慨：“我們這一‘詩書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繼續(xù)了。”

　　作為技藝的文學傳統(tǒng)

　　何為“世家”？清人曾有過清晰的表述。余集說：“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業(yè)世其家，有以文學世其家，而窮達不與焉。”錢泰吉說：“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為貴，而以士農工商各敬其業(yè)，各守其家法之為美。”在他們看來，世家無關功名地位，無關財富多寡，重在對家族傳統(tǒng)的禮敬與堅守。

　　“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建立在知識傳授和積累的基礎之上，現(xiàn)代社會知識傳授的主要渠道是學校，也許今天還應該加上互聯(lián)網(wǎng)，但在中國古代，卻主要由家庭或家族來承擔。”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清代家集叢刊》主編之一張劍認為，在數(shù)千年的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中，家族文化是區(qū)別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標志，掌握住家族就等于掌握了進入中國古代社會乃至當代社會的一把金鑰匙。

　　所謂“三代承風，方稱世家”，家族文化傳統(tǒng)的養(yǎng)成需要幾代人的積累沉淀。清代家集中的《畢燕衎堂四世詩存》《長林四世弓冶集》《金陵蔡氏五世詩存》《溆浦舒氏六世詩稿》《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黔陽潘氏七世詩》《八葉詩存》《賜書樓九世詩文錄》《張氏十世詩抄》等徑以“六世”“七代”等命名，無疑表露著編纂者對于數(shù)代持守、終成世家的自豪感。有些家集，雖不以世代為名，但時間跨度可能更長，如《菱湖孫氏詩錄》有12世，《海鹽徐氏詩》有22世，《宜興任氏傳家集》有24世，均頗為可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蔣寅發(fā)現(xiàn)，國外的音樂世家、美術世家很多，但文學世家很少，而恰恰相反，古代中國的文學世家非常常見，家集因此也成為中國獨有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中國人其實是把文學，或者說廣義的文學教育，作為一種技藝來繼承和傳播。對中國人來說，無論是選拔官員，還是評價個人才能，文采都非常重要。從漢代開始的察舉制度，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都把文采作為一項核心的考核內容。家族對于文學教育的重視，是中國形成眾多文學世家的重要原因。”

　　中國文化風貌的視窗

　　家集的編輯，既是對稿本、抄本、刻本等文獻的搜集、整理，也是對家族文學傳統(tǒng)的綴合、潤色與再造。這使得家集在展現(xiàn)文化火種薪火相傳的同時，也橫向拓展地緣、業(yè)緣、社緣等人際網(wǎng)絡，展現(xiàn)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具體歷史情境，成為展示中國文學甚至中國文化整體風貌的一個視窗。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石認為，中國歷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學世家其實并不多，即使像以蘇洵、蘇軾、蘇轍為代表的蘇氏家族，其后代的文名也逐漸微弱。同樣，清代家集的文學價值未必都很高，與其說它們的作者是文學世家，不如說是文化世家。家集雖然主要是以詩、詞等文學作品的形式結集，但其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更值得關注。

　　通過對所知見的786種清代家集編纂時間的梳理，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代家集叢刊》另一位主編徐雁平發(fā)現(xiàn)，在戰(zhàn)亂等非常之際，家族整體遭遇危機之時，編纂家集的熱情不僅未有消歇，反而高漲。“清代家集的大量刊刻是在太平天國之后，與之相關的家譜編纂，在同治七年以后年均數(shù)量也明顯增加。戰(zhàn)亂激發(fā)文獻的新生，或者說浴火重生，既體現(xiàn)出高度的家族責任感和家族本位意識，更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深厚內涵和綿延傳承的重要渠道。”徐雁平說。

　　“家集對頌思祖德、啟勵后人、寄托家族情思，加強家族向心力、尋覓家族文學的特征和傳承、構建家族文學的發(fā)展脈絡、重現(xiàn)家族成員的文學活動空間等，都具有重要意義。世家大族往往就是地域文化傳統(tǒng)的代言人，他們的家集與郡邑文學總集密切相關，因此家集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人們對地域文化傳統(tǒng)的認知。”在徐雁平看來，清代家集數(shù)量的迅猛增加，是明清兩代文學中家族觀念、地方意識強化的表征，也是大批文學家族出現(xiàn)的一種必然結果，家集編輯在清代盛行的背后，是清人自覺的、自有的歷史感覺與文化意識，“其中牽涉書名的設計、作品的選擇編排、文字的修飾、小傳的撰寫、評說文字的搜集、世系的確定、人物關系的梳理等，這些舉措在有意建立家族文學傳統(tǒng)跨越時間的持續(xù)性，進而釀造出屬于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識’。”

　　“《清代家集叢刊》向我們展示了什么是‘書香之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朱萬曙說，這些家族傳承百年的“書香”，正是當代社會所稀缺的。